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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与牛顿同为剑桥大学校友，但达尔文是在另一个学院——基督学院读书。他本来是学习神学的，打算毕业后做牧师，不料阴错阳差，却成了进化论的奠基人。如果说，牛顿的发现让人们对上帝产生了怀疑，那么，达尔文的进化论则直接否定了上帝创世论，直接否定了上帝造人。可谁能想到，达尔文原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参观剑桥大学基督学院，达尔文的铜铸头像就镶嵌在进门处，他在这里待了3年，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导师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亨斯洛把达尔文推荐给英国皇家海军考察船“贝格尔”号，作为博物学家去南美洲和太平洋岛屿考察了5年。正是这次考察，让达尔文从一名基督徒变成了无神论者，放弃了当牧师的想法，开始思考生物的起源，最终创立了进化论。
2009年剑桥大学庆祝建校800周年，也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物种起源》发表１50周年，作为庆祝活动的重要部分，学校将这一年定为达尔文纪念年。
争议之一：达尔文是否有抄袭行为？有人写书写文章，指责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剽窃了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观点，这让达尔文的名誉严重受损。对进化论做出过贡献的科学家还有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哈顿(James Hutton)等，但只有达尔文被称为“进化论之父”，人们为此打抱不平。争论没有结果，但人们在想到达尔文的时候，也同时想起了其他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
无神论者认为，达尔文不仅不信神，而且对基督教极其反感，根据是1958年达尔文孙女诺拉整理出版的《达尔文回忆录》，书中抨击基督教“真是一种可诅咒的教义”。但1887年由他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整理发表的自传，却因达尔文虔诚的基督徒妻子埃玛的反对，删去了这一些内容。达尔文生前没有公开过自己反对基督教的立场，仅仅是因为他不愿陷入争端漩涡，避免遭到像乔尔丹诺·布鲁诺一样的命运。
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家们则展示他们的宽容。《教会时报》说达尔文是一名“基督教绅士”；《旗帜报》宣称“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像接受天文学和地质学一样接受进化论的主要科学事实”。一些基督徒则相信，达尔文在临终忏悔时放弃了进化论。
围绕进化论的争论，涉及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争论至今未有停止。1936年，纽约州一位名叫菲利斯的小女孩，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家祈祷吗？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每个认真追求科学的人都深信在宇宙的法则中体现了一些精神力量，这是一种远远超越人类的力量。这样一来，对于科学的追求就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宗教感，这种感觉无疑与一些单纯信徒的虔诚相当不同。”
我看过一些讨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文章，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索：科学革命后，宗教的功能，似乎从以往的思想禁锢逐渐转化为道德约束，人们开始思考：科学能带来进步，但进步是否一定带来幸福？科学万能，科学至上，会不会伤害甚至毁灭人类自己？例如，人类发明和制造了，现存核弹可以几次毁灭地球；人类在技术上已能克隆人类自己、可以干预自身的DNA，这一切对于人类来说，是祸还是福？
宗教考虑的事情是：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的？而在科学领域，人们关心的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科学是技术的基石，宗教是道德的基础；科学探寻真假，宗教讲求善恶，两者会在啥地方交集？宗教及其培育的道德伦理，能够约束那些可能伤害甚至毁灭人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吗？
从对伽利略的审判到当年在学校中讲授进化论所引发的争论，再到当代关于干细胞研究，整个历史过程中，科学与宗教一直都相互关联。认为科学与宗教毫不相干、水火不容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无论彼此肯定还是否定，科学与宗教，从牛顿、达尔文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始终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着。
英国中央银行2010年发行的面值50镑钞票上，印着2位历史巨人的画像，一位是发明家詹姆斯·瓦特，一位是企业家兼风险投资人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这两个人鼎力合作，发明了通用蒸汽机并使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二人也因此成了富翁。
蒸汽机是怎样发明的？一个近乎传说的故事尽人皆知：小时候，瓦特看到灶上的水壶开了，蒸汽顶起壶盖噗噗作响，不停往上跳动，小瓦特十分好奇，浓厚的兴趣引导他不断研究，最终发明了蒸汽机。
过于简单化的故事也许对儿童有某种启蒙效果，如果成年人也相信了，则有误入陷阱的可能。
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市中心，矗立着一座金光闪闪的三人雕像，他们是瓦特、博尔顿，以及另一位工程师兼发明家威廉·默多克（William Murdock）。在伯明翰市中心图书馆门前，也有瓦特的雕像，馆中藏有他与合伙人当年创业的各种图纸、文件、手稿。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当英吉利海峡对岸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吸引了全欧洲的目光时，英国中部以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城市为中心，正进行着一场不那么张扬却深刻改变了全世界的产业革命。
当时的伯明翰图书馆这一带，活跃着一个热衷于科学与商业的民间组织“月光社”，吸引了大批科学家、哲学家、企业家和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定期聚在一起举办会议，围绕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交流思想、讨论极具开创性的想法。氧气的发现者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Joseph Priestley）、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曾来过这里，瓦特、博尔顿、默多克更是常客。
瓦特是月光社的重要成员，他才思敏捷、思维缜密，却对商业经营一窍不通；他对蒸汽机技术情有独钟，却讨厌与那些想购买发明专利的人讨价还价、谈判合同。一直到退休，瓦特对自己的财物状况都感到不安。或许正因为这种个性，让这位伟大的发明家一度陷入了财务绝境。
瓦特并不是第一部蒸汽机的发明者。早在他之前50年，一位名叫纽科门（Thomas Newcomen）的英国工程师，已经发明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常压蒸汽机，只是非常笨重，实用价值低，而且耗煤高。
早年的瓦特作为一名技师，在修理纽科门蒸汽机时，发现了它的缺陷，为了加以改进，他系统学习了数学、力学、化学和热力学，其中尤以牛顿力学对他帮助最大。若不是牛顿打开了科学之门，瓦特就不可能打开工业技术革命之门。
经过不懈努力，瓦特对纽科门蒸汽机做了一系列改进和改良，使热效率成倍提高，煤耗大幅度下降，并取得多项发明专利。
一位资本家、铁厂的工厂主约翰·罗巴克（John Roebuck）看中了瓦特的发明。瓦特以专利入股，罗巴克以资产入股，二人合伙组建公司，目标是开发具有实用价值、可供批量生产的蒸汽机。
然而，前进的道路崎岖坎坷，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1773年3月，罗巴克破产了，瓦特也不得不变卖家产还债。当时37岁的瓦特抱怨说：“我还有妻子儿女，眼看自己会变得雪染双鬓，却没有一点固定的职业来供养他们。”
更不幸的是，这一年秋天瓦特的妻子去世，留下6个未成年孩子，瓦特的生活跌入了人生最低谷。这时，一位朋友推荐他去俄国工作，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眼下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而我又这么贫困。我感觉到非常苦闷。”
正在这时，马修·博尔顿出现了。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资本家，相中了已经不名一文但拥有专利和发明天赋的瓦特。
博尔顿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在伯明翰拥有一家五金机械厂，雇用了1000多工人，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规模了。然而，野心勃勃的博尔顿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觉得自身的工厂和许多工厂一样，遇到了发展“瓶颈”，即动力不足。当时英国发展最快的产业是纺织业，纺织厂大多沿河而建，使用水车等自然动力。动力不足极大地限制了纺织厂的合理选址和生产规模的扩大。
博尔顿敏锐地觉察到，所有的工厂都面临“动力”短缺，“动力”才是当时最紧俏、最有前途、从而最赚钱的商品。18世纪初，人类能利用的动力源，还是已经使用了近两千年的风力、水力、畜力。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伸直了脖子，盼望着一台可以产生无穷动力的机器。
但是，“动力”在哪里呢？博尔顿发现了瓦特的改良蒸汽机，虽然这时的蒸汽机还未达到高效实用、批量生产的水平，但其蕴藏的潜力是无限的。于是，有野心、有眼光、有魄力、有资本的博尔顿，毅然决定关掉他的五金机械厂，转而投资蒸汽机的研发和制造。他花1200英镑，从已经破产的罗巴克手中，购买了他持有的瓦特三分之二的专利权，并把穷困潦倒、本打算去俄国的瓦特挽留下来，二人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
对于博尔顿来说，这是一个富有远见又伴随极大风险的决定。博尔顿在写给瓦特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我将为蒸汽机的诞生创造一切条件，我们将向全世界提供各种规格的发动机，您需要一位助产士来减轻负担，并且把您的产儿介绍给全世界。”
自称“助产士”的博尔顿，与瓦特有着不一样的性格：瓦特心思缜密，动手能力极强，但生性敏感、易于情绪波动；博尔顿热情活跃，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每当瓦特情绪低落时，他总是鼓励说：可能再来一次我们就成功了。或许正是这种优势互补的性格，让两个人成功合作了二十多年。
然而，真正让瓦特与博尔顿成功合作的，不是性格，而是一张契约、一纸合同。这项合同明确规定：博尔顿为蒸汽机研制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若研发成功，博尔顿、瓦特按2：1比例分配利润；若研发失败，一切经济后果由博尔顿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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